1991年4月一个潮湿的夜晚，秦城监狱附近的医疗楼依然灯火通明，走动的医护人员忙碌不已，空气中弥漫着药物和湿气的气味。就在几个小时前，江青的体温飙升至40℃，喉咙肿痛剧烈，检查结果显示她已患上晚期咽喉癌，并且合并感染。在这个危机时刻，她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熬到下一个春天。病房虽小，靠窗的木桌上摆着《毛泽东选集》和一张逐渐泛黄的照片。江青凝视着照片，嘴唇微微颤动，低声说道：“润之，我想见你。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陪伴她的护士安抚她喝药，她却挥手拒绝，语速时快时慢地说：“我要去纪念堂，再看最后一眼。”这是她第一次提出“最后”这个词。

江青的病情恶化很快就传到了专案组，再转到中央办公厅。材料中明确写道——患者生命已进入倒计时，提出外出要求。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犹豫不决，将文件上报给更高层。最终的批示干脆利落，只有一句：“不准她去！”这几笔字写得有力而简洁，毫无多余的解释。这样，1915个汉字的卷宗在这五个字面前宣告结束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外界普遍认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夫妻情分会化解往日的不快，但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却复杂得多。自1938年在延安相遇，到1966年成为政治中心人物，经历了十多年风雨，二人之间的私情早已被权力的冷酷所磨平。毛病入院时，江青却忙于操办文艺汇演；而在主席去世后，她仍在人民大会堂调动“学习班”。相比之下，此刻她的“思念”显得格外突兀。

1976年10月6日的动手行动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。叶剑英、汪东兴等人在中南海的精确布置下，“四人帮”在当天晚上被隔离审查。当江青被押往秦城时，她冷冷地问：“你们凭什么抓我？”在审查期间，她坚决辩解，甚至递交长达十万字的“自辩状”。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回忆称，她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只是怨言“同志们不了解文革的真相”。

审判持续了五年，1981年1月25日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判她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陈云等一些老前辈主张“慎用极刑”，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。表面上她有了生的机会，实际上已被历史所隔绝。在缓刑期内，她每天独自一人，只有一张床、一台收音机和一些医学药物。听任工作人员几次更换，也没有人能改变她的情绪。

1989年，她被确诊为咽喉癌，医生建议手术，但需切除声带。她拒绝了，声称：“我不想动刀，我还想说话。”接下来，她用绝食、咆哮和向外界写信等方式与病魔和现实进行抗争。不可否认，这种扭曲的意志在狭小的空间中愈加突显。管理部门经过反复考虑，最终决定给予她保外就医，但选择在西山的一处半封闭小楼，那里医疗设施良好，警卫措施也十分严密。

搬入小楼后，她以“李润青”之名，调侃自己是“学生”。护工给她喂药时，她挑剔药味太苦；餐厅送来的饭，她抱怨米饭生硬。尽管医护人员的忍耐已达到极限，但依然按照规章制度提供服务。身体却越来越不堪重负，她的体重骤降至不足45公斤，甚至连走廊都难以自如行走。1991年春，她写了三份申请，核心内容都是：“去毛主席纪念堂，哪怕十分钟。”

中央最终的拒绝答复并不令人意外。首先，江青的罪行已有法庭判决，尚在服刑期间，纪念堂属于国家的重要区域，存在安全隐患；其次，文革留下的创伤尚未愈合，公众情绪依旧敏感，如果她公开露面，势必引发轩然大波；第三，毛泽东生前多次强调要与旧的不良风气决裂，中央决策者显然更加重视政治符号的纯洁性。

当行政批文送到小楼时，江青的情绪骤然平静。她凝视窗外的新绿，轻声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们怕我。”护工一时无语。傍晚时分，她将那张照片贴在墙角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润之，我来看你了。”那仿佛是一种自我安慰，因为现实已对她的愿望做出了冷酷的否定。

1991年5月14日清晨5点40分，警卫巡逻时发现浴室门锁被反扣。破门而入后，江青已用白色床单自缢，医生确认她的死亡时间大约是5点整。桌上留下一句话，用她熟悉的硬笔字体写成：“主席，您的学生和战士江青来看您了。”笔迹虽显得凌乱，但“学生和战士”这六个字表达得最为深刻。

消息向外发布时仅有短短几行：“江青，自杀死亡。”历史的卷宗再度合拢。数十年风云交错，最终以一条白布和一句无法实现的愿望结束。她想去纪念堂，然而再也无法迈出那道门槛。